截至 2025 年 5 月，小米汽车的核心负责人仍是小米集团创始人、董事长兼 CEO 雷军。从最新公开信息来看，雷军不仅在战略层面深度主导小米汽车的发展，还在具体业务执行中保持高强度参与，其角色和影响力在小米汽车的管理层架构中处于核心地位。
一、雷军的角色定位与战略主导
- 最高决策人：多篇权威报道（如雪球、新浪财经、21 世纪经济报道）显示，雷军在 2025 年仍以小米集团 CEO 身份直接领导汽车业务。例如，他在 2025 年 3 月的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，系统总结小米汽车过去一年的市场表现，并提出 “人车家全生态” 战略。这表明他不仅是小米汽车的名义负责人，更是实际战略决策者。
- 资源整合者：雷军通过小米集团的资源支持汽车业务，例如将小米生态链的智能家居、AI 技术与汽车深度融合。他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 “小米汽车不是简单的造车，而是要打造一个跨场景的智能生态”，这种战略方向需要集团层面的资源协同，而雷军作为集团 CEO，正是推动这一整合的关键人物。
- 品牌代言人：雷军亲自参与小米汽车的产品发布、用户沟通等环节。例如，2024 年小米 SU7 上市时，他在发布会上详细介绍产品技术细节，并在社交媒体与用户互动。2025 年 SU7 Ultra 上市后，他又通过直播展示车辆性能，直接回应市场关切。这种高频次的公开亮相，强化了他作为小米汽车 “灵魂人物” 的形象。
二、管理层架构与权力分配
- 高管团队向雷军汇报：2025 年 2 月的管理层调整显示，小米汽车的核心高管（如分管智能制造的于立国、供应链的黄振宇、产品部的于锴等）均直接向雷军汇报。这种 “战时指挥部” 式的架构，体现了雷军对关键业务的直接掌控。例如，于立国负责提升北京工厂产能，而雷军在内部信中明确要求 “质量一票否决制”，并建立越级汇报机制，确保对生产环节的严格把控。
- 雷军的时间分配：为了专注汽车业务，雷军在 2024 年卸任小米品牌总经理，将手机业务交给卢伟冰。2025 年，他进一步减少其他事务的参与，例如缺席上海车展，但仍通过微博与用户互动。这种调整表明，雷军的工作重心已完全转向汽车领域，亲自推动产能扩张、技术研发等关键环节。
- 战略决策的集中化：小米汽车的重大决策（如 SU7 Ultra 的定价、2025 年 30 万辆的销量目标）均由雷军最终拍板。例如，SU7 Ultra 上市前，雷军在内部会议中坚持 “性价比与性能并重” 的策略，最终将起售价定在 52.99 万元，远低于市场预期。这种集中化的决策模式，确保了小米汽车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保持战略一致性。
三、行业对比与潜在挑战
- 与其他新势力的差异：相比蔚来李斌、理想李想等创始人逐渐转向战略层面，雷军在小米汽车的日常运营中更为深入。例如，他亲自参与工厂建设、供应链谈判等细节工作，甚至要求每周直接听取质量部门的汇报。这种 “亲力亲为” 的风格，既保证了执行效率，也可能带来管理风险。
- 产能与质量的双重压力：2025 年小米汽车的核心挑战是产能提升。雷军任命于立国为智能制造负责人，目标将北京工厂月产能从 2.2 万辆提升至 2.5 万辆。同时，他要求黄振宇强化供应链管理，确保在产能扩张过程中维持产品质量。这种 “量质并重” 的策略，需要雷军在高管协调、资源分配上投入更多精力。
- 行业竞争的加剧：面对特斯拉、比亚迪等竞争对手的持续创新，雷军在 2025 年加大了技术投入。例如，小米 SU7 Ultra 搭载的自研 V8s 电机，转速达到 27,200 转，性能领先行业。他在百人会论坛上强调 “小米汽车的技术投入已超过 1050 亿元”，并计划 2025 年再投入 300 亿元。这种高强度的研发投入，需要雷军在集团层面协调资源，平衡汽车与手机业务的资金分配。
四、未来动向与潜在变化
- 接班人培养：尽管雷军目前仍主导小米汽车，但已有迹象显示他在培养潜在接班人。例如，2025 年任命的汽车部政委梁秋实，需要向雷军和集团高级副总裁刘德双线汇报，这种架构可能为未来的管理层过渡做准备。此外，雷军在内部会议中多次强调 “团队年轻化”，要求提拔更多 80 后高管。
- 业务分拆可能性：随着小米汽车规模扩大，未来可能存在独立上市的计划。若分拆，雷军可能会调整其在小米汽车的职位，例如担任董事长而非 CEO，以专注集团战略。但目前尚无公开信息显示这一计划的时间表。
- 外部合作的深化：雷军在百人会论坛上多次提到与产业链伙伴的合作，例如与宁德时代、高通的技术协同。未来，他可能会引入战略投资者或合作伙伴，这可能导致股权结构变化，进而影响管理层架构。
结论
综合当前信息，2025 年小米汽车的 “老板” 仍是雷军。他通过战略主导、资源整合和直接管理，确保小米汽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快速发展。尽管存在管理层调整和业务分拆的可能性，但短期内雷军的核心地位难以撼动。未来，随着小米汽车的进一步扩张，其角色可能逐渐从执行者转向战略决策者，但这一转变的时间节点和具体形式仍需观察。